郝增喜走后，王凤英和他失去了联系。“四妹子”的父母强迫把她嫁到了黑家洼和黑有财结了婚。棒打鸳鸯，从此相爱的二人天各一方。“三哥哥当兵坡坡里下，四妹子儿崖畔上灰塌塌”。
婚后，凤英仍然想着郝增喜，几次提出离婚，遭到婆家和娘家的极力反对。她万般无奈，又跑到部队上找郝增喜，提出要和他结婚，但增喜顾虑重重始终不给她一句慷慨话，使她的愿望化为泡影，她无路可走，只好又回到郝家洼。
四妹子跟三哥哥的这段爱情故事从此被村里人当做伤风败俗的丑闻传开了。周家的骡马大店的伙计常永昌和白合山，是当地民间歌手，见两人相好眼红，开始“瞎编胡唱”，把原名“凤儿”改叫做“凤英”，骡马大店南来北往的什么人都来哩，一传十，十传百，越唱越酸……于是有了今天的陕北民歌《三十里铺》。
也就是说，当初创作这支歌本来是为了糟蹋取笑二位恋人，但传到外地，在开化的城里人和知识分子听起来，反倒成了一支悲剧的爱情颂歌。再加上陕北民歌那悠扬动听的曲调，常、白二位“原创者”原汁原味的方言土语，使“三十里铺”词曲格外动听。
据说，当年毛主席等中央领导观看文艺节目后，毛主席即席讲话中提到绥德三十里铺村“妻送夫、娘送子、妹妹送情郎上前线”的事。崔世军听后向毛主席汇报说：“那‘四妹子’送‘三哥哥’上前线，说的就是他的警卫员郝增喜的故事。”毛主席兴趣很高地走过来握住郝增喜的手说：“说曹操，曹操就到，原来妹妹送的情郎就是你呀！好哇，年轻有为，好好努力，为革命扛好枪，希望在你们身上。”
五十年代初，音乐家王方亮将这首陕北民歌改为无伴奏合唱。1952年，中央歌舞团组建的陕北民歌合唱队在北京公演。1955年，此歌正式在中国音协出版的杂志《歌曲》第15期上发表，恰好老夫收藏有这本珍贵的歌曲集
这首歌采用了信天游的曲调，四乐句单乐段结构，音调开阔舒展，速度舒缓，节奏有切分特点，抒情性、倾诉性很强，再加上反映的是真人真事，旋律优美动听，感情真挚深沉，非常感人。由于这首歌曲调缠绵悱恻，歌词幽怨哀婉，几代人唱下来仍魅力不减，成为中国民歌宝库中的经典之作。
但在“四妹子”的家乡，人们长期不认可这段美好的恋情，按王凤英的说法是：“三十里铺有一个叫常永昌的年轻后生看上了俺，多次提亲，都碰钉子而回。提亲不成，他就开始编曲唱开去，坏俺的名声。歌词编的可难听了。三十里铺是脚夫南来北往的歇脚处，光棍们聚在大车店里，喝酒唱曲取乐，就这样，在当地流传开了。一传十，十传百，很快从绥米、神府一带流传到口外，成了脚夫们路途消遣的民歌。这歌词是常永昌编的。这歌害了俺一辈子！”
长期在民间传唱的《三十里铺》，绝非像今日舞台上所唱的《三十里铺》那样美好纯洁。在民间，它的传播形式类似“酸曲”，其段子长达三十多段，现在流传的也就是十几段，内容低俗，有些还带“荤”味。当地歌手说：“有几段只能在山里唱，不能在人前唱。那些歌词啊，像是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
比如“睡到半夜里梦了一个梦，梦见三哥哥上了奴的身，慌忙就把个腰搂定，醒来却是一场空……如今的神神满不灵，不给凤英来托梦。茅子里偷着哭几声，哭几声三哥哥太无情……”显然，这些都是出自原创作者的凭空想象。
民歌《三十里铺》对王凤英一生造成的伤害是显而易见的。凡是记者去村里采访，一律被村民撵出来，认为这支歌给本村“抹了黑”，连“四妹子”自己也为当年的“丑闻”而羞愧得不敢见人，生怕引起丈夫和孩子们的责难，决心一生不见记者。她的儿女们也不允许记者给老人拍照。
随着时间的推移，再加上记者们长年不断的奋斗，写信，呼吁，当地政府领导终于对民歌《三十里铺》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绥德县把开发利用‘三十里铺’文化品牌作为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文化工程来抓，得到了省市领导的赞赏。
王凤英晚年的生活也终于有了一个根本的转变，1996年王凤英当上了县政协委员；2004年9月起王凤英每月可以领到政府补助给她的600元生活费。
歌中的另一个人物原型“三哥哥”郝增喜，早年从新疆转业到地方后，已在1997年病故。他的故居，现在已成了绥德县的文物保护地。而《三十里铺》的作者、贫苦农民常永昌老汉，也早在1990年去世……
现在看起来，《三十里铺》中所谓的真实故事，经过了移花接木，添枝加叶，虚构想象，已经成了战争年代陕北大地上众多“三哥哥”、“四妹子”们的缩影，它是一个时代的记录。
中国艺术研究院的民歌研究权威乔建中研究员在《中国经典民歌指南》一书中这样评价这首歌：“全曲有浓厚的抒情性，歌词深情地咏唱了一个美丽而又有些凄美的爱情故事，在高度抒情化的旋律中融入了叙事因素……”
总之，从“刘巧儿”和“四妹子”两人的不同遭遇，我们可以看出，当年在边区，封建意识仍然很强大。如“四妹子”那样真正的自由恋爱并不被人们认同，如果“刘巧儿”不是偶然恰好爱上自幼定亲的“赵柱儿”，而是一位毫无关系的“李柱儿”，恐怕就不会这么美满了。
